【学历通胀严重“双非”本科生经历残酷毕业季,考研能逆天改命吗】



2022年 11月 17日 0 作者 gong2022

【学历通胀严重!“双非”本科生经历残酷毕业季,考研能逆天改命吗?】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记者 刘昱秀

  还没有offer的陈璐,感觉待在家的每一天都漫长又难熬。

  清晨天还没亮,奶奶就站在她房间的窗户外唠叨:“又睡懒觉”、“还没回学校,毕业证也没领”、“读这么好的学校找不到工作”、“在家浪费了半年”……陈璐用被子蒙住头,不想听到有关毕业、就业的任何话题。

  春节以来,陈璐在家里待了三个多月。其间,她经历了考研失败、北京疫情无法返校、找不到工作等接连的波折。

  2022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457万,高校计划招生的总人数仅有110.7万,这意味着,有近四分之三的考生落榜。随着就业难度增加,“学历通胀”越发严重,而“双非”(非“985”非“211”高校)本科生,往往处于就业的劣势一端。

  在考研、考公和求职的滚滚人潮中,“双非”本科生们,正在经历一个略显残酷的毕业季。

  “考研能逆天改命吗?”

  “考研真的能逆天改命吗?”有时候陈璐会忍不住问自己。

  她就读于北京的一所“双非”外国语院校的新闻专业,从大一开始,就定下了考研的目标:考上一所“985”、“211”的研究生。

  陈璐的老家在湖北荆门的农村,父亲开农机养家,母亲在广东打工。而她父母同辈的兄弟姐妹中,有人曾考上大学,在城市安家,过上了与她的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这使她和家人更加确信:学历可以改变人生。

  陈璐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属于“三跨考生(即跨地区、跨学校、跨专业)”。这意味着她要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学习一门陌生的学科,主要依靠自学。

  有“过来人”建议她:“如果决定考研了,就不要给自己留后路。”但学习任务完不成时,她“会逐渐对自己失望”。

  陈璐的考研复习资料。

  去年冬天,陈璐晚上在寝室楼道里背书。

  有时,陈璐坐在考研教室里会抑制不住地掉眼泪。她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父母继续供她和读初中的妹妹念书,负担很重。

  也是从那时起,考研失利,成了她意料之中,却又如释重负的一个结果。

  就读于一所二本农业院校的李曼,同样选择了“三跨考研”。她报考了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科思政专业,希望回家乡的省会城市做一名高中政治老师。

  大学四年里,她是别人眼里的“拼命三郎”。行政管理专业第一(综合绩点3.83);评上过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考取了高中政治教师资格证……但这些荣誉却“连教师编制的门槛都摸不着”,“本科二本院校,又不是师范专业,如果不考研究生,想当老师很难。”

  她从2021年3月开始备考,比大多数人都早。每天在自习室、食堂、寝室三点一线中穿梭,无暇顾及求职、实习。但这种状态只延续到了9月份,距离考研还有4个月。

  那时辅导员通知她,有保研的机会。“学院七个专业,五个保研名额,通过笔面试选拔,每个专业的第一名都有资格参加选拔。”李曼将自己归类为刻苦型选手,但不足十天的准备时间,打了她个措手不及。

  错失保研名额后,很多人安慰她:“你就差个零点零几分,太可惜了。”她一度难以接受:当年高考她距离一本线也是仅差2分。

  “考研的动力”在她的身体里潜伏了四年,那一刻好像突然间消失了。她像是泄了气的气球,不再每天准时出现在考研教室,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备考。

  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清醒着,却怎么也不想拉开床帘,开始新的一天,她害怕又一次“潜在的失败”。

  同样早早准备考研的郭心悦,计划转行到“风口”的IT行业。

  她学的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在她的认知里,这个专业更欢迎男性。她回忆起大学二年级时,见到一位学姐,光着脚、提着高跟鞋在路边哭着打电话:自己是专业里学习成绩最好的,7个人的面试,其他6个男生都被签走了,为什么唯独不要她?

  专业对口的火电厂、水电厂、光伏电站通常都在远离城镇的郊区,如果在一线工作,每周要电厂里住四天左右,而她不想距离父母太远。

  长时间坐在教室备考,郭心悦的腰痛越发严重。有一次,她准备穿鞋出门,整个人却不受控制地向后仰,头磕在了寝室的床架子上。医院诊断她是腰间盘突出,需要静养。

  躺在床上的四个月,她每天举着书或扭着身子备考,为赶不上其他同学的进度而感到焦虑。她有些动摇,并开始谋划另一条“考公”的出路。

  “找不到靶心”

  今年2月份,得知考研成绩没过国家线,陈璐比想象中的平静,考不上研究生,“起码还能赶上春招。”

  受疫情影响,3月中旬,学校要求同学暂不返校,一些急于回北京找工作的同学,有人在外租房,有人提前返校封闭管理,而大多数则留在老家,等待返校通知。

  陈璐属于最后一种。3月份开始,她投递了100多份简历,但大部分都石沉大海,少数有回复的,也卡在了线下面试这一关。

  一家智库公司邀请她参加面试,当她询问能否线上面试时,对方在招聘软件上“已读”,却再未答复;有传媒公司HR提出帮她申请线上参加一面,后来也再没有消息;距离机会最近的一次,是一家中国台湾商会的公众号给她发了上午10点的面试邀约,她准时上线,才发现其他的候选人都是线下面试,只有她误以为是线上面试,尴尬地退出了会议室。

  4月初,父亲还会一直询问她:“学校有没有通知返校?”但看着女儿工作没有着落,学校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父亲开始替她着急。母亲也在电话里发脾气,“这半年在家里都干了什么?”

  随着疫情变化,返京变得更加困难。

  她的好朋友中,有人保研、有人出国、还有人拿到了大厂的offer。她羡慕他们“有自己拿主意的能力和魄力”,也怀疑自己“太得过且过”。

  陈璐形容自己一直是“乖小孩”。小的时候,父母都去了广东打工,她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住校,由奶奶抚养长大。每次父母回家,她都希望有好的成绩单,争取父母的关注。但他们很少夸奖她,只是告诉她:“要虚心一点,不要翘尾巴。”

  她一路依靠“听话”,去到北京念大学,而同村的大多数孩子只读到大专就外出打工了。

  在大学里,她感受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迷失,“没有了一个固定、明确的话让我听了,或是做出一个成绩,能让别人开心。”

  她回想自己的过去,从来没有过诸如科学家、医生、老师等职业理想,“只有高中有一段时间,我想学小语种做翻译,但这不是我渴望做的事情,我只是需要一个理由让我去好好学习。”

  脱离了应试教育设定的目标之后,她像是一位找不到靶心的参赛选手,逐渐失去了继续参赛的野心和斗志。

  考公,“相亲链的天花板?”

  由“考研”转向“考公”的郭心悦,同样在经历一段迷茫期。

  她的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出于一种“逆反心理”,她此前没想过跟父母做同行,甚至在选专业和学校时,故意避免和亲戚家的孩子重合。

  但疫情之下,她想回家乡长春工作,考公似乎是更“贴合现实”的选项。

  距离2021年11月28日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还有一个多月,郭心悦报名了1万多元的国考辅导班,每天在“考公”App上做模拟题,为了督促自己,她还将每次的模考成绩和心得发到微博。

  郭心悦将行测模考成绩发到微博上。

  但最终,她以2分之差没能进入国考面试环节。

  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212.3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68:1。相较往年,国考报名人数及竞争程度都创新高。

  郭心悦决定转战吉林省考。但因为疫情,省考一再延期。

  看着室友们的前途逐渐明朗,唯独自己还在原地等待,郭心悦一度情绪崩溃,她在电话里向母亲嘶喊:“我真的很差吗?”

  不过重来一次,也许她还是会选择考公。考上公务员,郭心悦能想象周围人的反应:“哇!太厉害了”、“长春相亲链的天花板。”

  在她的家庭里,她很少受到父亲的表扬,从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严厉的形象。小学三年级时,她和母亲作为军属,随军转调到长春市生活,此前她的童年都在农村度过。她渴望做成外界普遍认为好的事情来证明自己。

  很多次当她面临选择时,她都宁愿听从其他人的想法。高中时,做老师的亲戚建议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她选择了不擅长的理科;高考填志愿,父母希望她不要走得太远,她放弃了去南方看一看的想法,留在了省内升学;还有不到一个月毕业,她被困在了去往周围人心里的“康庄大道”的路上,既不想失去应届生的身份,又担心实习经验不足无法获得企业的青睐。

  得知她的处境后,曾经考研失败,转而求职的学长给她发了一段很长的文字:这个选择我由衷的希望你自己去自己定,甚至都不要听从家里人的安排……这样你以后的时候可以骄傲的向家人,向别人去炫耀,因为这是你自己去奋斗得来的。即使你失败了,你也不会去怨恨任何人……

  “快人一步离开校园,面临的却是待业”

  周语宁是一个目标感很强的姑娘,从上大学开始,她就做好了毕业即就业的准备。

  她在上海的一所“双非”高校就读电子商务专业,身边超过一半的同学,一入学就决定考研。但她自知很难有沉浸式学习的状态,更喜欢实践层面的知识。

  她尝试过自学编码,做UI设计,但发现和有专业基础的同学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最终,她将求职方向定在自己更得心应手的项目管理类岗位。闲暇之余,她报名了PMP(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资格认证)的线上课程。

  今年3月初,她顺利地通过了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笔试和面试,接到HR的口头offer电话,通知她下周一会发放书面offer。

  周语宁是个急性子,周末就签了租房合同,3月9日深夜,她收拾好行李,从学校搬到了公司附近的出租屋。然而,搬来的次日凌晨,她所在的小区就因为出现新冠阳性病例,被封控管理。

  3月9日深夜,周语宁从学校搬家到了租住的小区。

  她提前下单的锅碗瓢盆、床单被套都滞留在了运输途中。没有储备任何物资,搬来小区的第一周,她只能依靠小区超市里的泡面和沙拉度日。睡觉时,她只占用双人床的一半,因为学校里带来的单人床单只够铺半边床。

  周语宁在焦急地等待着书面offer,每天连垃圾邮件都不放过刷,但没有任何音信。距离约定时间过去四天,她按捺不住打给HR,才知道,公司所有的春招计划暂缓,她报名的岗位也不招人了。

  周语宁没有想到,自己快人一步离开校园,将面临的却是——待业。

  重新打开招聘软件、企业官网、以及各类求职公众号时,周语宁发现,相比于疫情前招聘方90%以上的答复率,现在投递的简历基本收不到回复,一些岗位还显示“停招”或“下架”。

  周语宁急于找到一份工作。她的老家在河北唐山,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作为工人的父亲独自养家,攒下的钱要给哥哥买房子,她“只有靠自己。”

  被封控在小房间里的70多天,周语宁参加了五场线上面试,投递了近百份求职简历。为了获得更多的面试机会,她将期待薪资从1万元每月降到了八千元每月。

  面试进度也明显变慢了。平时一周能走完的面试流程,现在可能需要两周。不少面向应届生的岗位,都由三到五人缩减到只招一人。她将投递范围由互联网企业,扩大到了金融、汽车等行业,但由于缺乏相关的实习经历,一面之后便没了下文。

  线上的面试,隔着屏幕,周语宁很难感受到面试官的态度和企业的文化氛围。她把面试的过程比作相亲,从进公司,前台发放信息登记表开始,“你就也在给公司打分。”

  TA们的选择

  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达到了1076万。4月26日,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截至4月中旬,46.7%求职毕业生获得offer,2022届毕业生的平均期望月薪6295元,比去年的6711元下降约6%。

  陈璐也意识到所谓的“金三银四”,在今年显得格外冷清。辅导员在线上班会劝同学“放低期待”,劝一些打算“二战”(再次考研)的同学先就业稳定下来。

  5月10日,陈璐接到了一家位于深圳的环保公司邀约,新媒体运营岗位,月薪五到六千元,她最终拒绝了。这是一家小型公司,陈璐是他们招聘的第一个新媒体专员。

  她理想的工作月薪八千到一万元,能够做一些策划、创意的输出,而不是“流水线上的搬运工”。

  在家的半年,她也并非“一事无成”。她完成了毕业答辩,在准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也会像个孩子王一样,带领妹妹、堂妹、小侄子去地里摘果子。看着窗外的皂荚树由冬天光秃秃地,一点点长出了新叶,再到枝繁叶茂。陈璐在微博里写下: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

  7月1日,她收到了北京一家互联网文化公司的offer,即将去报到。

  陈璐卧室窗前的皂荚树。

  4月30日,在学校里被封控管理了60多天的郭心悦,收到了可以离校的通知。父亲开了7个小时的车将她接回老家,一起回家的还有她大学四年的全部行李。

  回到家,她反而变得放松,每天能睡10个小时,也经常去跑10公里,看看书,打游戏,和家人聊聊天。

  郭心悦逐渐想清楚,参加“省考”不是父母替她选的,而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她是独生子女,“不希望有一天疫情封控,父母只能向网络或邻居求助。”如果“省考”失败了,她就在家乡找一份工作,一步一步来。

  考研失败的李曼,暂时搁浅了当高中政治老师的计划,她签约了珠海的一份行政助理的工作。5月17日,离开校园时,她最大的遗憾依旧是没能继续深造。但确定了未来归属后,她感到释然:达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

  周语宁的春招颗粒无收。她最终选择了秋招时,一家给她抛出过橄榄枝的互联网公司,薪资、岗位和上一个“飞走的offer”都有差距。

  被封控在上海的两个多月里,她经历了第一次下厨、抢购物资、和新室友的磨合……与4个陌生人合租,冰箱里没有位置给她放东西,她只能等室友空出来一小块地方,马上把自己的东西填进去;起夜时,她小心翼翼地生怕吵到别人;最难忍受是一个人待在狭小空间里的孤独感。

  周语宁开始学着自己做饭吃。

  她也考虑过回家,尤其羡慕一毕业就领了结婚证的朋友。但留在出租屋里,过都市漂流的日子也是她自己的选择。

  在20多岁的年纪,她期待多见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有一天,存够了钱,回老家唐山买一套自己的小房子。房子、钱,对于她而言,意味着安全感——有更多保底的选择。

  坚强自立的外表下,周语宁还是一个惦记着家的小女孩。她记得有一次拔完智齿,牙龈肿着说话都疼,她只能通过电话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些心理安慰,但去医院、找跑腿代购止痛药、买粥,每一件事都要独自面对。

  6月1日零点,她发朋友圈:“有幸在上海这天看到了烟花。”她租住在一间朝北的卧室,如今终于可以出去见见阳光,过鲜活明快的生活。

  周语宁租住的朝北的卧室窗前。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