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 抗战时期翦伯赞的中华民族观与民族史叙述

??抗战时期翦伯赞的中华民族观与民族史叙述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大讨论，在讨论中顾颉刚的弟子白寿彝还表达了重新叙述中国民族史的期望。翦伯赞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民族观参与了这场论战，提出了有别于顾颉刚等人的基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原则上的“中华民族”概念，同时正视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中国民族史的深入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翦伯赞 中华民族 民族史

一、关于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的讨论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可以说它是近代民族主义诞生的“标志”，同时也是近代民族认同的核心环节。“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由梁启超首先提出，至民国建立后广为流传。到20世纪30到40年代，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再次兴起。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39年2月顾颉刚在《益世报》的《边疆周刊》上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该文开明宗义就说：“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能再分出什么民族，紧接着从历史中寻求依据：“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之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然后从血缘上和文化上说明：“而且各种文化也自有其相同的质素，不是绝对抵触的。从这种种例子看来，中华民族是浑然一体，既不能用种族来分，也不必用文化来分，都有极显著的事实足以证明。”最后把“中华民族是一个”

的观念与抗战建国紧密结合起来：“我现在敢对他们说：我们所以要抗战的是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实为建国的先决条件。”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刊出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学术界的反响十分强烈，《益世报》收到了不少相关讨论文章，例如白寿彝的来函(后附顾颉刚的按语)、马毅的《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等。这些文章大多赞同顾颉刚的观点，，大家基本上认为顾颉刚这一观点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共御外侮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特别是从当时的抗战形势着眼。

1940年4月，从长沙转移到重庆后不久，作为一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统一战线、理论宣传和史学研究工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也参与了这场争论，他在《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了《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当这场论辩在昆明《益世报》上不断展开时，翦伯赞正在千里之外的长沙主持《中苏》半月刊杂志，因此，他很有可能并没有看到争论双方的所有文章。当然，也许是因为1939年的讨论高潮已经过去，顾颉刚对于翦伯赞此文似乎并没有做出回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翦伯赞这篇名为《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1】的文章，乃是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出身的他关于当时中国学术界非常关心的“民族”、“中华民族民族”，以及民族观与历史学的关系等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翦伯赞认为顾颉刚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但他将“中华民族是一个”作为对中华民族认识的出发点和结论是不正确的。顾颉刚根据当时欧美学界流行的对“民族”界定为“一个有团结情绪的”“能同安乐、共患难的”人群的定义，认为民族“是由政治现象(国家的组织强邻的压迫)所造成的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他和语言，文化及体质固然可以发生关系……但民族的基础，决不建筑在言语文化及体质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顺了自然演进的，而民族则是凭了人们的意识而造成的”，因此语言、文化和体质都不是构成民族的条件，构成民族主要条件的只是一个“团结的情绪”。翦伯赞指出，在民族问题的认识上，顾颉刚出现了两个错误：“把‘民族’与‘民族意识’混同起来，并且把‘民族意识’当作‘民族’”;把民族与国家混同起来，认为民族与国家是同时发生的。

从对“民族”的理解上，翦伯赞认为顾颉刚有几个可能造成有害影响的错误：

首先，翦伯赞依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认为“民族”不是一种纯粹的观念性的概念，与经济和文化密切相关：“民族是历史上结合而成的一个有共同言语，有共同领土，有共同经济联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固定集团。”顾颉刚将民族与民族意识混淆不清，认为构成民族的条件不是“语言、文化、体质”，而是“精神的”“主观的”“团结的情绪”，这样一来民族变成了主观的意识和抽象的概念，并没有客观的存在和物质的基础作为支撑。顾颉刚认为民族只是一种“团结的情绪”，且与言语、文化、经济利益等无关，是不正确的，因为想把中国国内一切不同语言、文化与体质的少数民族，消解于一个抽象的“团结的情绪”的概念之下，而观念地造成一个中华民族，但这样的中华民族也只是一种观念上的“中华民族”。

其次，顾颉刚认为，在秦以前中华民族就已形成，秦统一后，朝代虽有变更，种族虽有进退，“但‘一个民族’总是一个民族。任凭外面的压力有多大，总不能把他破裂，新加入的分子，无论怎样多，也总能容受”。翦伯赞批评说：按照顾颉刚的意见，必须有统一的国家才能形成统一的民族，然而他另一方面又说在秦统一前，中国早已有统一的民族，这是自相矛盾。

再次，在翦伯赞看来，顾颉刚混淆了民族融合与民族消亡。顾颉刚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外族加入汉族，而没有汉族加入外族，因此汉族“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遂得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翦伯赞认为，民族的融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不是所有的外族与汉族接触后便消灭，或同化于汉族。在融合过程中，既有外族加入汉族的，也有汉族加入外族的。即便汉族文化在中国乃至在东方都在领导着文化，但只能给予各民族以文化影响。翦伯赞还批评说顾颉刚对“种族”和“民族”概念的理解存在误解：“民族是种族的变质”，“从种族到民族不是一种生物学的原理，而是社会学的原理”。

最后，翦伯赞认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民族平等：“主要的是要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文化的平等关系，以兄弟的友谊相互结合，则‘自杀的惨剧’自然可以消灭，真是的民族大团结也才能实现。【2】”

从翦伯赞的这种历史观和民族观来看，顾颉刚等人所谓的中华民族自秦朝就已经初步形成，之后逐渐吸收其他“少数民族”成分而不断扩大，通过书写这样的“中华民族史”来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但在实践上不具可行性，而且在理论基础上也不“科学”。因为这样的民族史，不仅脱离了具体的历史阶段，还不自觉地反映出“大汉族主义”，反而会有害于现实斗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