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上海大学中国史考研真题,历史学考研网



2023年 2月 21日 0 作者 gong2022

2019上海大学中国史真题

一.名词解释

1.都察院

都察院,是明清时期官署名, 由前代的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前代所设御史台为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明代都察院不仅可以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还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为最高监察机关。

清代改以左右副都御史专为总督、巡抚的国衔(明代,都御史、副都御史都兼用作加衔),以方便其行事。至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又以六科给事中并入。作为明清监察制度的主要实施者,都察院在维护封建统治正常秩序和保障封建国家机器平稳运转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时务学堂

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新式学校。由谭嗣同等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赞助,于1897年10月在长沙创办。熊希龄任提调(校长),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唐才常等任分教习。1898年春,全堂师生达200余人。教学内容包括经、史、诸子和西方的政治法律与自然科学。戊戌政变后改为求是书院。

3.中国民主同盟

抗日战争时期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一个政治联盟。1939年11月,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第三党的章伯钧等,在重庆集会,拟订《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12月,统一建国同志会改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选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等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1941年9月,在香港出版机关报《光明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间性政党。同盟的成立加强了中国抗日和争取民主的力量。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4.党锢之祸

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与宦官发生的党争。桓帝时,世家大族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史称“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伤及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

5.河朔三镇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时位于河朔地区的三个藩镇势力。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无力彻底消灭“安史”余部,只得任命“安史”降将为节度使。其中: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治恒州;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治魏州;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治幽州,史称“河朔三镇”。河朔三镇后来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

6.古文经学

经学研究中的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应。古文经指秦以前用古文书写而由汉代学者加以训释的儒家经典。古文经学专讲古代典章制度,不讲阴阳五行,治学注重师承,严守家法。古文经初在民间传授。西汉末年,王莽利用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依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刘歆又力争古文经也应设立博士官,于是古文经一度成为官学。东汉末年,马融、郑玄将今文经学融入古文经,今古文经学趋于混同。

二.简答题

1.简述西汉初加强中央集权措施

(一)无为而治与黄老思想

西汉初年接秦之弊,经济萧条,人口散亡,作业穷困,财政匮乏,社会经济急待恢复和发展。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自刘邦统一,历经孝惠、高后、文景,其间君臣多好黄老之术,治道贵清静宽舒。因此,执行与民休息的“无为”的统治术,成为汉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所谓“无为”,并非统治者一切无所事事,无所作为。无为的原则有两个:一方面无为即是“守而勿失”,也就是说对于刘邦、萧何在汉初所确立的政治法律制度,在一般情况下不作原则上的大变革。另一方面无为并不是放弃阶级统治,而是在不伤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在封建统治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对人民的生产生活作些尽可能少的干预,使之休养生息。

(二)汉承秦制

汉王朝袭用秦王朝的各种制度。刘邦攻入咸阳时,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即在中央,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机构即朝廷,由三公九卿组成,地方行政基本上是郡县制度。其税制、法律、职官、礼仪、兵制等,均沿用秦制,仅略加修改变通而已。 史称这一情况为“汉承秦制”。

(三)消灭异姓王

在楚汉战争过程中,刘邦为了集中力量战胜强大的对手项羽,遵从张良、陈平等人的建议,不得不分封韩信、英布、彭越等人为王,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汉初保留了他们的分封。当时被分封的异姓王有7个。这些异姓王手握重兵,占据着广大的地盘,对西汉中央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7年之间,刘邦借口异姓王谋反,先后将韩信、彭越、英布等杀掉,把张敖废为列候,韩王信逃入匈奴,仅留下实力最小的吴臣。

(四)郡国并行制

所谓郡是指郡县,国是指封国,而郡国制则为西汉初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郡和封国同是汉初地方高级的行政区划,郡直属于中央,封国则由分封诸王统治。刘邦认为封建有屏藩之利,郡县有统制之功,由是二者并行,使全国形成封国与郡国并存的郡国制度。但由于时间一久,封国势力逐渐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中央难于驾驭。

(五)赋税制度

汉代赋税主要有土地税(田租)与人头税(口赋)两种。田租交纳实物,汉初 为十五税一,汉文帝以后改为三十税一。口赋收钱,7?14岁男女每人每年交纳“口钱”,成年男女每年交纳“算赋”。

(六)军事与法律

汉初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常备军皆由郡守和郡尉(后改为都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九章律》:汉初萧何制定的法典。刘邦入关之初的约法三章,只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萧何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兴律》《户律》《厩律》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

2.元代的民族政策

(一)元代的民族政策。元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对各民族进行分化,让先被征服地区的人比后被征服地区的人地位高一些,人为地制造民族等级。元世祖时,明令把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指西北地区各族及中亚、东欧来中国的人第三等是汉人(指原来金统治下的汉族和女真、契 丹、渤海、高丽等族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两省的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和其他民族)。这四等人在政治待遇、法律地位、经济负担以及其他权利义务上都有种种不平等的规定。在政府机关中,蒙古人任正职,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

(二)影响。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是蒙古族统治集团以征服者自居,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的具体体现。这种做法造成严重的民族隔阂和矛盾,导致被压迫民族的强烈反抗。整个元代,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最终使得蒙古族统治者无法长治久安。

3.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由于《马关条约》的签定,加之中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以及当时世界形势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如下。

1.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甲午中日战争后增加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工厂,同时资本主义入侵了中国的铁路修建,矿山开采等多个领域,日本还在中国东北建立株式会社,由此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2.与买办、高利贷结合的封建剥削制度占据优势。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开设工厂,中国的一些商人开始担任外国商人的代理人,帮助洋人采买商品和办理业务等,于是形成了买办阶级。这些人和资本主义侵略者联合起来发放高利贷,使得部分农民和工人沦为更贫穷的被剥削者,人民深受其害。

3.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一定的发展。这个时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允许在华开厂,清政府也放松了对民间开设工厂的限制。与此同时,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一批爱国分子也开启了实业救国的大规模运动。加上不久后欧洲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所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获得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

4.经济发展出现地区不平衡的特征:由于外国开设的工厂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沿海发展快,内地发展较慢的特点。

4.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考据学和乾嘉学派,亦称汉学,朴学,是通过字、音、义等校勘辑佚来解释经学,并由此形成的史料整理的专门学问,清朝有宋学、汉学之争。宋学即理学,尊程朱,空谈性理;汉学即儒学(释汉代经文),尊孔孟,学经世致用。汉学派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反对理学家主观地解释经义,从字、音、意上考据阐发,从而兴起考据学。并以经世致用(特别是抗清)为目的。但稍后由于文字狱的兴起,考据学逐渐走上了寻章摘句、烦琐考证的路子,“邂席不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粮谋”。后来把这个时期以胡渭为首的考据学派称乾嘉学派。

乾嘉汉学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清朝文化政策的严格控制,知识分子既不满于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又不敢评论政事、研究实际,只得把智慧和精力专注于整理、注释古籍。到乾隆嘉庆年间,这一学派发展达到顶峰。这一学派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考其真伪,正其讹误,辨其音读字义,校勘异同。他们做了许多踏实的基本工作,消除了古代典籍在长期流传中产生的错漏、误解和故意的篡改。在治学的态度、方法上,强调博学多闻,尊重客观事实,力戒主观武断,运用归纳法,重视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明理学读书但观大意,随意发挥,游谈无根,注重内心修省的弊病。

在胡渭以后,乾嘉学派分为两派:以苏州六和人惠栋为首的吴派,主张言家法(六家,史学体例),尚古训(尊古人解释),比较保守;以戴震为首的皖派,认为汉学虽有师承,“有时亦傅(附)会”,主体“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比较有创造性。考据学派在整理古籍方面有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尚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法》、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是训诂,校勘方面的代表作。在其影响下出现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用考据方法,整理古史,对今天仍有主要影响和使用价值。

汉学家具有比较踏实的科学态度,发展了客观而精密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的研究领域狭小,局限在儒家经典的范围内,不接触现实,不研究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也不敢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研究的方法陷于孤立、静止,缺少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运动中去考察,注意微观研究,忽视宏观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乾嘉学派在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献方面有一定的功绩,但未能提供新鲜理论和有系统的思想体系。

三.论述题

1.宋元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

1.农村经济的显著发展。在宋时江南各地各类水稻平均有190多种2,麦类作物种植业更加普遍,形成了稻麦轮种的-年两熟制,个别地区还能做到一年三熟;除了粮食种植的发展外,经济作物种植、家禽饲养、水产养殖、手工制作等家庭副业也十分活跃。元代,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输出地,粮食贸易繁荣,以太仓刘河镇作为海运漕粮的始发港正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最好印证。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城乡市场农村商品供应能力大幅度提高,也促使农村家庭经济从自给自足、耕织结合逐渐转向农业与副业分离,数业兼营向专攻单一生产的趋势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商品流通贸易和城乡商品经济发展。

2.人口的快速增长集聚。北宋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江南地区人口快速增长。元代,蒙古人、色目人等北方少数民族移民也较大规模的进入江南地区。当然,除了北方因战乱或统治需要的移民外,江南区域内来自南方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谋生移民,数量也很可观,明清时期人口增长速度也较快。

3.水路海路运输发达。入宋以后,宋廷对各地的交通建设和管理更为重视,形成了发达的交通网络。元统-大江南北,把仅限于江南的运河与广大的江北地区连接在了一起,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水路便捷。由于南宋偏安东南,海外贸易愈发活跃,而元代对海外贸易的重视较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海外贸易范围的拓展和海上运输事业的发达臻于一个崭新的高度。明清时期由于海禁政策的实行,使得水路海运有所倒退。

4.商品贸易活跃。宋元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压制工商业的政策发生变化,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贸易活跃。

2. 1945-1946中国政局表现、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仅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且国内政治格局较战前也有所不同,这些都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形势有自己的特点。

(1)战后基本的国际政治格局是美苏的斗争和对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亚洲,美国的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中国,扶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妄图杷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和称霸世界的主要基地。苏联从自己的战略利益着想,为抵制美国的侵略气焰,对国共两党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也对蒋介石集团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实际上反映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甚至影响着中国政治以后的发展趋势。

(2)抗战胜利后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八年抗战,国民政府的武装力量有所扩大,战后又接收了日伪大量的军事装备。国民党对沦陷区的“劫收”虽然使它在政治上民心丧失,在经济上却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空前膨胀,达到了中国官僚资本的顶峰。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抗日战争的锻炼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已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除了国共两派政治力量之外,还有一个日益发展起来的代表民族资产阶段、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广大中间阶层的中闯力量,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发言权,大多数人主张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3)就当时形势的特点而言,整个矛盾的表现就是建立什么国家的斗争,是恢复和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和如何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与蒋介石个人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美国的加入,使得这一矛盾更加明朗化。所以抗战胜利后,随着中日民族间矛盾的基本解决,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扶蒋反共是战后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有了美国的支持和雄厚的官僚资本,蒋介石政府不断向共产党及解放区挑衅,破坏了当时要求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政治氛围。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完全是中国这一主要矛盾激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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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上海大学中国史真题

一.名词解释

1.都察院

都察院,是明清时期官署名, 由前代的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前代所设御史台为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明代都察院不仅可以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还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为最高监察机关。

清代改以左右副都御史专为总督、巡抚的国衔(明代,都御史、副都御史都兼用作

加衔),以方便其行事。至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又以六科给事中并入。作为明清监察制度的主要实施者,都察院在维护封建统治正常秩序和保障封建国家机器平稳运转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时务学堂

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新式学校。由谭嗣同等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赞助,于1897年10月在长沙创办。熊希龄任提调(校长),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唐才常等任分教习。1898年春,全堂师生达200余人。教学内容包括经、史、诸子和西方的政治法律与自然科学。戊戌政变后改为求是书院。

3.中国民主同盟

抗日战争时期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一个政治联盟。1939年11月,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第三党的章伯钧等,

在重庆集会,拟订《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12月,统一建国同志会改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选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等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1941年9月,在香港出版机关报《光明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间性政党。同盟的成立加强了中国抗日和争取民主的力量。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4.党锢之祸

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与宦官发生的党争。桓帝时,世家大族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史称“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伤及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

5.河朔三镇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时位于河朔地区的三个藩镇势力。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无力彻底消灭“安史”余部,只得任命“安史”降将为节度使。其中: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治恒州;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治魏州;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治幽州,史称“河朔三镇”。河朔三镇后来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

6.古文经学

经学研究中的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应。古文经指秦以前用古文书写而由汉代学者加以训释的儒家经典。古文经学专讲古代典章制度,不讲阴阳五行,治学注重师承,严守家法。古文经初在民间传授。西汉末年,王莽利用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依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刘歆又力争古文经也应设立博士官,于是古文经一度成为官学。东汉末年,马融、郑玄将今文经学融入古文经,今古文经学趋于混同。

二.简答题

1.简述西汉初加强中央集权措施

(一)无为而治与黄老思想

西汉初年接秦之弊,经济萧条,人口散亡,作业穷困,财政匮乏,社会经济急待恢复和发展。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自刘邦统一,历经孝惠、高后、文景,其间君臣多好黄老之术,治道贵清静宽舒。因此,执行与民休息的“无为”的统治术,成为汉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所谓“无为”,并非统治者一切无所事事,无所作为。无为的原则有两个:一方面无为即是“守而勿失”,也就是说对于刘邦、萧何在汉初所确立的政治法律制度,在一般情况下不作原则上的大变革。另一方面无为并不是放弃阶级统治,而是在不伤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在封建统治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对人民的生产生活作些尽可能少的干预,使之休养生息。

(二)汉承秦制

汉王朝袭用秦王朝的各种制度。刘邦攻入咸阳时,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即在中央,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机构即朝廷,由三公九卿组成,地方行政基本上是郡县制度。其税制、法律、职官、礼仪、兵制等,均沿用秦制,仅略加修改变通而已。 史称这一情况为“汉承秦制”。

(三)消灭异姓王

在楚汉战争过程中,刘邦为了集中力量战胜强大的对手项羽,遵从张良、陈平等人的建议,不得不分封韩信、英布、彭越等人为王,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汉初保留了他们的分封。当时被分封的异姓王有7个。这些异姓王手握重兵,占据着广大的地盘,对西汉中央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7年之间,刘邦借口异姓王谋反,先后将韩信、彭越、英布等杀掉,把张敖废为列候,韩王信逃入匈奴,仅留下实力最小的吴臣。

(四)郡国并行制

所谓郡是指郡县,国是指封国,而郡国制则为西汉初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郡和封国同是汉初地方高级的行政区划,郡直属于中央,封国则由分封诸王统治。刘邦认为封建有屏藩之利,郡县有统制之功,由是二者并行,使全国形成封国与郡国并存的郡国制度。但由于时间一久,封国势力逐渐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中央难于驾驭。

(五)赋税制度

汉代赋税主要有土地税(田租)与人头税(口赋)两种。田租交纳实物,汉初 为十五税一,汉文帝以后改为三十税一。口赋收钱,7?14岁男女每人每年交纳“口钱”,成年男女每年交纳“算赋”。

(六)军事与法律

汉初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常备军皆由郡守和郡尉(后改为都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九章律》:汉初萧何制定的法典。刘邦入关之初的约法三章,只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萧何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兴律》《户律》《厩律》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

2.元代的民族政策

(一)元代的民族政策。元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对各民族进行分化,让先被征服地区的人比后被征服地区的人地位高一些,人为地制造民族等级。元世祖时,明令把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指西北地区各族及中亚、东欧来中国的人第三等是汉人(指原来金统治下的汉族和女真、契 丹、渤海、高丽等族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两省的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和其他民族)。这四等人在政治待遇、法律地位、经济负担以及其他权利义务上都有种种不平等的规定。在政府机关中,蒙古人任正职,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

(二)影响。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是蒙古族统治集团以征服者自居,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的具体体现。这种做法造成严重的民族隔阂和矛盾,导致被压迫民族的强烈反抗。整个元代,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最终使得蒙古族统治者无法长治久安。

3.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由于《马关条约》的签定,加之中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以及当时世界形势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如下。

1.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甲午中日战争后增加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工厂,同时资本主义入侵了中国的铁路修建,矿山开采等多个领域,日本还在中国东北建立株式会社,由此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2.与买办、高利贷结合的封建剥削制度占据优势。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开设工厂,中国的一些商人开始担任外国商人的代理人,帮助洋人采买商品和办理业务等,于是形成了买办阶级。这些人和资本主义侵略者联合起来发放高利贷,使得部分农民和工人沦为更贫穷的被剥削者,人民深受其害。

3.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一定的发展。这个时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允许在华开厂,清政府也放松了对民间开设工厂的限制。与此同时,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一批爱国分子也开启了实业救国的大规模运动。加上不久后欧洲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所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获得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

4.经济发展出现地区不平衡的特征:由于外国开设的工厂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沿海发展快,内地发展较慢的特点。

4.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考据学和乾嘉学派,亦称汉学,朴学,是通过字、音、义等校勘辑佚来解释经学,并由此形成的史料整理的专门学问,清朝有宋学、汉学之争。宋学即理学,尊程朱,空谈性理;汉学即儒学(释汉代经文),尊孔孟,学经世致用。汉学派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反对理学家主观地解释经义,从字、音、意上考据阐发,从而兴起考据学。并以经世致用(特别是抗清)为目的。但稍后由于文字狱的兴起,考据学逐渐走上了寻章摘句、烦琐考证的路子,“邂席不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粮谋”。后来把这个时期以胡渭为首的考据学派称乾嘉学派。

乾嘉汉学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清朝文化政策的严格控制,知识分子既不满于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又不敢评论政事、研究实际,只得把智慧和精力专注于整理、注释古籍。到乾隆嘉庆年间,这一学派发展达到顶峰。这一学派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考其真伪,正其讹误,辨其音读字义,校勘异同。他们做了许多踏实的基本工作,消除了古代典籍在长期流传中产生的错漏、误解和故意的篡改。在治学的态度、方法上,强调博学多闻,尊重客观事实,力戒主观武断,运用归纳法,重视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明理学读书但观大意,随意发挥,游谈无根,注重内心修省的弊病。

在胡渭以后,乾嘉学派分为两派:以苏州六和人惠栋为首的吴派,主张言家法(六家,史学体例),尚古训(尊古人解释),比较保守;以戴震为首的皖派,认为汉学虽有师承,“有时亦傅(附)会”,主体“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比较有创造性。考据学派在整理古籍方面有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尚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法》、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是训诂,校勘方面的代表作。在其影响下出现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用考据方法,整理古史,对今天仍有主要影响和使用价值。

汉学家具有比较踏实的科学态度,发展了客观而精密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的研究领域狭小,局限在儒家经典的范围内,不接触现实,不研究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也不敢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研究的方法陷于孤立、静止,缺少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运动中去考察,注意微观研究,忽视宏观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乾嘉学派在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献方面有一定的功绩,但未能提供新鲜理论和有系统的思想体系。

三.论述题

1.宋元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

1.农村经济的显著发展。在宋时江南各地各类水稻平均有190多种2,麦类作物种植业更加普遍,形成了稻麦轮种的-年两熟制,个别地区还能做到一年三熟;除了粮食种植的发展外,经济作物种植、家禽饲养、水产养殖、手工制作等家庭副业也十分活跃。元代,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输出地,粮食贸易繁荣,以太仓刘河镇作为海运漕粮的始发港正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最好印证。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城乡市场农村商品供应能力大幅度提高,也促使农村家庭经济从自给自足、耕织结合逐渐转向农业与副业分离,数业兼营向专攻单一生产的趋势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商品流通贸易和城乡商品经济发展。

2.人口的快速增长集聚。北宋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江南地区人口快速增长。元代,蒙古人、色目人等北方少数民族移民也较大规模的进入江南地区。当然,除了北方因战乱或统治需要的移民外,江南区域内来自南方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谋生移民,数量也很可观,明清时期人口增长速度也较快。

3.水路海路运输发达。入宋以后,宋廷对各地的交通建设和管理更为重视,形成了发达的交通网络。元统-大江南北,把仅限于江南的运河与广大的江北地区连接在了一起,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水路便捷。由于南宋偏安东南,海外贸易愈发活跃,而元代对海外贸易的重视较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海外贸易范围的拓展和海上运输事业的发达臻于一个崭新的高度。明清时期由于海禁政策的实行,使得水路海运有所倒退。

4.商品贸易活跃。宋元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压制工商业的政策发生变化,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贸易活跃。

2. 1945-1946中国政局表现、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仅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且国内政治格局较战前也有所不同,这些都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形势有自己的特点。

(1)战后基本的国际政治格局是美苏的斗争和对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亚洲,美国的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中国,扶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妄图杷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和称霸世界的主要基地。苏联从自己的战略利益着想,为抵制美国的侵略气焰,对国共两党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也对蒋介石集团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实际上反映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甚至影响着中国政治以后的发展趋势。

(2)抗战胜利后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八年抗战,国民政府的武装力量有所扩大,战后又接收了日伪大量的军事装备。国民党对沦陷区的“劫收”虽然使它在政治上民心丧失,在经济上却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空前膨胀,达到了中国官僚资本的顶峰。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抗日战争的锻炼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已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除了国共两派政治力量之外,还有一个日益发展起来的代表民族资产阶段、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广大中间阶层的中闯力量,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发言权,大多数人主张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3)就当时形势的特点而言,整个矛盾的表现就是建立什么国家的斗争,是恢复和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和如何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与蒋介石个人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美国的加入,使得这一矛盾更加明朗化。所以抗战胜利后,随着中日民族间矛盾的基本解决,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扶蒋反共是战后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有了美国的支持和雄厚的官僚资本,蒋介石政府不断向共产党及解放区挑衅,破坏了当时要求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政治氛围。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完全是中国这一主要矛盾激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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